那是一个飘着槐花香的春日下午，我蹲在幼儿园的沙坑里，用树枝在沙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圆圈。当老师问"今天谁想当小公主"时，我举着沾满沙粒的小手站起来，阳光透过树叶在我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这个瞬间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心里悄悄埋下了对"女生"身份的最初认知。

十岁那年，我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带来的不同。数学课上，当男生们为解出奥数题欢呼时，我的草稿纸已经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——那些复杂的公式像天书般难以理解。父亲蹲下来擦掉我鼻尖的粉笔灰，轻轻说："女孩要不要试试看？"那天傍晚，他陪我在台灯下画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几何图形，直到我的手指被圆规硌出红印。那个周末，我第一次在少年宫的竞赛中捧回了奖状，证书上烫金的"优秀学员"几个字，让我在回家路上特意绕道了花店。

初中校园的梧桐树开始抽新芽时，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。作为班长，我需要每天收发物理作业。当男生们嬉笑着把作业本扔进我怀里，故意写错三个公式时，我攥着本子站在走廊里，听见身后传来男生们的哄笑。那天放学后，我抱着作业本冲进办公室，把本子拍在教导主任桌上："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过分？"主任眼镜片后的目光扫过我泛红的脸颊，最终在公告栏贴出了《班级公约》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课桌抽屉里总会出现新橡皮，那是男生们偷偷塞的，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笑脸。

真正让我理解性别平等意义的，是高中参加的模拟联合国会议。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文化专员，我需要准备关于女性教育权的发言稿。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，我偶然翻到泛黄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1920年的女学生合影里，穿长衫的姑娘们正在辩论。那天晚上，我对着镜子练习演讲，镜中的自己突然发现，马尾辫上的蝴蝶结和西装外套的搭配，竟比纯白衬衫更有力量。当我在联合国会场用流利的英语说出"教育不应有性别高墙"时，对面日本代表推了推眼镜："你刚才说的，和去年我们首相的演讲非常相似。"这句话让我在回国高铁上笑出了眼泪。

如今站在大学图书馆的落地窗前，我常想起那些被粉笔灰染白的午后。上周社团招新，两个学弟怯生生问我："学姐，女生学计算机会不会太吃力？"我指着窗外正在调试无人机的学长们说："他们能坐三个月，我们也能。"看着他们逐渐放大的瞳孔，我突然明白，性别从来不是能力的标尺，而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。就像小时候沙坑里的圆圈，最初只是性别认知的起点，最终却能画出改变世界的同心圆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合上写满代码的笔记本，听见远处传来女高音合唱团的练习声。那些在琴键上跳跃的音符，和沙坑里第一个圆圈一样，都在诉说着成长的秘密：当我们不再用性别定义自我，世界终将听见每个灵魂绽放的声音。